关注公共舆论的人应该能发现，舆论自许霆案之后，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仇银行和反银行倾向，这显现在媒体热衷报道银行的负面新闻和公众动辄找银行的碴儿上——银行管理暴露出任何一点点小的管理失误或制度漏洞，都会被公众抓住把柄，并作幸灾乐祸、围观起哄、上纲上线、落井下石、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式的道德讨伐。

比如银行操作失误使客户卡上多了些钱，媒体过去对这类偶然事件大都很少关注，即使报道，在道义上也是倾向将其解读为一次操作失误，谁不会偶然犯点儿错呢？认为客户应理所当然、毫无条件地归还这笔“不义之财”——可近来广东某地银行在类似事件中向客户讨要多发的钱时，舆论不仅在“是否应还钱”上态度暧昧，以围观银行出丑的看热闹心态报道此事，公众还要求银行首先应道歉。银行在道德上完全处于劣势，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件事是，近日深圳一客户在银行柜台存款时，职员犯糊涂多给了他两万，银行后来发现错误后立即打电话追讨这笔钱，舆论立即借此反问：这次银行怎么不提“离开柜台概不负责”的国际惯例了？还有前段时间有人从ATM机中竟取出几张银行职员的“练功券”，银行“一时疏忽”的解释，也招来了舆论的猛烈抨击……总之，媒体越来越热衷于报道银行的这类糗事，公众也似乎非常乐于看到银行在失误尴尬中的窘态，并习惯性地站到反银行的价值立场上。面对舆论这种仇银行的“多数人暴力”，以致于中国工商银行的行长杨凯生不得不说：银行并非公众想象中的垄断机构，其实是弱者。当然了，这话毫无疑问地又招来了无数舆论板砖，那些砖头够杨凯生家砌栋豪华别墅了。

　　舆论何以会如此强烈地仇银行和反银行。当然，这首先源于许霆案的后遗症，源于公众对许霆案中银行得理不饶人的报复性反弹：一个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一样人性弱点的少年，在银行出错后未禁住诱惑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钱，银行得理不饶人地想要罚这个少年在监狱里蹲一辈子——显然，银行这种姿态激起了舆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许霆”的共鸣。从热衷找银行的碴儿到乐于起哄银行的笑话，这实际是舆论对银行实施的报复：一个少年犯了点错你那么得理不饶人，你就没有犯错的时候了吗？当你有错误把柄“落”到公众手中的时候，公众也会得理不饶人地用道德口水将你淹没。

　　不过我以为许霆案只是强化了舆论反银行情绪的一个公共事件，舆论其实一直有这种情绪，这首先源于银行一次次利用自身的强势身份毫无节制地向客户收费：从每年的账户管理费到跨行取款收费，从跨行查询收费到小额账户管理费，再到零钞清点费、网银交易收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等，银行不放过一切机会设置和开发收费项目，而且不断地宣称“收费时代已经来临”。然后源于其一个个霸王规定，可以动辄向客户课加义务，却又能以免责条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收费时把“国际惯例”挂在嘴上，服务时却又言必称“中国国情”。再就是毫不掩饰地嫌贫媚富，又是“交钱可插队”，又是VIP专用窗口，又是收小额账户管理费。面对银行的强势和霸道，消费者无能用脚和用钱“投票”予以市场惩罚，只能选择其他途径，也就是多数人优势的道德惩罚了。

　　从这个角度看，工行行长说“银行其实是弱者”也不算太错。在制度和规则上他们毫无疑问是强者，可以通过操纵规则牟取利益；然而在舆论上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弱者——典型体现在许霆案中，多数人都选择站到了反对银行的立场上；也典型表现在许霆案后的舆论倾向中，大家不断找银行的碴儿围观起哄，不放过任何机会以彼之道还彼之身。

　　显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这是中国的银行正在为其霸道支付昂贵的道德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