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七年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在经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文化厅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非物质文化节”上，仁寿县汪洋抬工队将表演仁寿抬工号子。派出的阵容是12人，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40岁。他们将在离地60公分高，宽38公分，总长26 米的木板桥上，连续转两个90度直角弯，同时表演“莲花现墩”、“青蛙晒肚”、“倒挂金钩”、“雄鹰展翅”等高难动作，他们号子响亮，动作整齐，配合默契，特技惊险，值得一瞻。 

“周叫化”是始祖? 

笔者在汪洋工作二十多年，对汪洋抬工的技巧和号子索有兴趣。退休赋闲后，  曾着力对汪洋抬工号子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全方位调查考证。在采访过程中，使我的灵魂受到震颤，久久不能平静：这既是劳动人民用劳力和智慧战胜自然，创造和改造世界的雄壮凯歌，又是一部生活在社会底层民众的辛酸史。汪洋抬工，切身体验了新旧社会两重天。 

“我十二岁时，以童养媳身份到了赖家，从祖父，父亲，丈夫到儿子都是抬匠，这是我清楚看到他们赖家四代都是抬匠。”今年九十一岁的蒋玉坤老太是汪洋抬工队队长赖家修的母亲，她几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思维清晰，谈吐自如。在她的讲述中，一幅汪洋抬工的历史画卷呈现在笔者眼前。 

清道光年间，大批湖广移民来到仁寿汪家场周围居住。这里是荣威山脉，山恋起伏，土地瘦脊，大多数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虽然拼命劳作，仍吃不饱，穿不暖。

由于战争，瘟疫，灾荒，这里百废待兴。农田的改造和住宅的修建显得十分重要。为了搬运一些石料、木材，只得先修一条简易的路，然后赶水牛拖运，这样的方法费时费力还不安全，人们只能“望坡兴叹”。 

大约170年前，居住在汪家场西方五华里远的老山口(现汪洋镇红阳村四社)的一个壮年农民，此人读过几年私塾，很有随机口头创作的天才，见啥事物，可以立即编唱出来，有要饭的编“莲花闹”那样的敏捷。人们不叫他的真名，因他姓周，叫他“周叫化”，意即称赞其创作天才。周叫化有四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由于住地在高山，家境贫寒，四个儿子虽五大三粗，都未能婚配。如何解决全家的谋生和儿子的成家立业，周叫化伤透了脑筋。他认为，儿子们有的是力气，搬运重物的活到处都有，就看这个办法如何想了。他开始用高粱杆，筷子和麻绳做成各种工具模型，在家里演练，然后正式制作工具，让儿子们在野外演习。通过多次试验，改制，他们用自己制作的杠子、榴子，四人一次可抬400斤重的东西，上坡下坎，行走自如，而且还相对安全。周家用自己的发明开始在周围揽活干，生意非常红火，除了解决四弟兄的生活外，每天每人还可得三四斤红苕的工钱。全家的生活都有保障。这在当时，对多数家庭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事。邻居赖章喜(赖家修曾祖父)看在眼里，心里十分羡慕。他有弟兄五个，也苦于找不到活干，生活很困难。他遂拜周叫化的三儿子周金山为师，学会后，回去教会了自己的三个兄弟，也四处揽活干。从此，周、赖两家成为世交。有时遇到要抬大物件，两家人就研究开发工具，将四人抬扩大成八人抬。为了抬运的安全，他们发明了每人手里握一根竹棒，为了耐用和稳定性能，在竹棒的上头做一个铁箍，在竹棒的下头加一根铁钉。铁钉外加一道龙箍，称为打杵。为了分散木棒在肩上的压力，开始用烂布或棉花捆成一个布团，垫在肩膀上，分散木棒的压力。这就是后来称为肩子或肩包儿的雏形。为了统一步伐，开始只能喊一些“嘿着”“嘿着”的简单号子。后来，周叫化发挥自己的创作天才，编了很多顺口好唱的歌词，供儿辈们抬运时唱诵。儿辈们中也不乏有高智商者，在实际唱诵时，也增编不少，有的见啥编啥，编的很多是男女方面的歌词，被称为“花花号子”，也有把号子称“哨子”的，这就是号子的起源。有了八人抬加号子，这一新生事物在仁寿境内、荣县、威远一带广为流传，来学艺者很多。周叫化在传授八人抬的经验和号子时，还研究了十二抬的一些技巧，他按十二生肖的／顷序，把十二人抬分别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位置，意即十二种粮食要吃，十二种福气要享。可在他刚研究出来，还未实施十二人抬就去世了，只口头向徒子徒孙们讲过。

赖家抬匠真四代!

赖章喜有五个儿子，他亲自教授，四个儿子学会了抬工。二儿子赖正连(赖家修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赖少周(赖家修父亲)和二儿子学会了抬工。小儿子身体羸弱，去学了乡间医生。赖少周生于1915年，1933年开始学抬工。到解放时，已是远近出名的大抬匠，他有三个儿子，除大儿子自小腿残疾不能学抬工外，其余三个儿子都是抬工。四儿子赖家修任汪洋抬工队队长，小儿子任抬工队指导员。算起来，赖家四代是抬匠，事实不虚。

在追根索源时，有两个小插曲不得不提，那就是十二人抬的来历和汪洋抬工两次“打擂”这事。

前面提到周叫化曾在理论上提出了十二人抬，又是谁实施的呢?

约百年前，仁寿县回龙场(今威远县小河镇)三羊沟出了一个举人，得到皇上的赐封，并建了举人院，其石桅杆现在尚存。据说，这个举人自幼丧父，是其母亲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并让其功成名就。就在举人官运亨通，威风八面时，其母患了不治之症。举人虽遍求名医，还是挽留不了其生命。其母临终留下遗愿：一是要做七天道场，二是要请八个抬匠送上山。做七天道场不成问题，但还是难以抚平举人的悲伤。举人想，母亲要八人抬，我何不请十二人抬，不是更好吗?于是马上贴出告示，邀请十二人抬，并开出优厚付酬条件。告示贴出的第一天，看告示的不计其数，就是无人敢揭。第二天，一个和赖正连同时学艺的石师傅看到了告示，一为举人的孝心感动，二为优厚酬谢所动。上去一把撕了告示，表示在指定的时间完成十二人抬没问题。迅即跑来找赖正连研究，赖正连原来在父亲那里听说过十二人抬的基本理论。他和石师傅连夜研究制作十二人抬的工具，组织最强的阵容。举人母亲七天道场一过，到出柩那一天，赖正连组织的全新阵容——十二人抬，崭新的天平(又称龙杠，大棒)引起回龙场万人空巷，人山人海，无不称赞。举人感到十分欣慰，破例给了每个抬工6块生大洋，当时可买1200斤大米。从此，十二人抬诞生了。后来，周边有不少人来学习。他们打破“千两黄金不卖道”、“宁给一千钱，不说一真言”的古训，将工具制作、阵容安排全部教与求学者，自此，到处都有了十二人抬，赖正连，也成了十二人抬的第一人。 

1943年，正值抗战最关键时刻，现汪洋中学第一任校长徐鹏志组织汪洋的抬工开展了第一次“擂台赛”。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的汪洋中心小学要扩大成初级中学，修礼堂需要三根大梁。徐校长在离汪洋12华里的太平桥(今威远县两河镇内)买了三根树，每根树重近2000斤。他在汪洋贴出三张告示，要求一律由八人抬，游汪洋通街，每人的报酬是2斤大米，一斤半猪肉。告示贴出后，观看的不计其数，光各地抬匠就来了20余拨，但无人敢揭告示，原因是重量太重，抬匠有“抬七不抬八”之说，即每人的承重量最好是70斤，超过80斤就不能抬了。赖少周师父仔细分析了本拨人员的体力，技巧，认为可以一搏。再说，自己虽然没有读得成书，难道自己的子孙也不读书吗?遂撕下第一张告示，接着就有终身不服输号称“吴抓天”和抱得起一头黄牛，号称“宋黄牛”的前去揭下剩余告示。这三人其实也是三师兄弟。三拨人马来到现场，发现三根树有一根要大一些，另两根小一些，他们通过抓阄，结果“宋黄牛” 抓到了大的，宋黄牛向赖少周师父求情，要求换阄，赖少周师父同意和他换了阄。 

临到抬树那一天正逢逢场天，三棵树上全披上了红布。以赖少周为首，浩浩荡荡通过汪洋主要街道。所经过店铺，纷纷燃放鞭炮相迎，路人争相观瞻，鼓掌祝贺。徐鹏志异常高兴，当众宣布赖少周为此次擂主，并为每个抬工奖励半斤肉。汪洋抬工打擂之事就此留在了人们约记忆之中。

第二次打擂发生在1954年。汪洋修粮站需要上万方石料，上级决定到离汪洋五华里的金钱坳取。据现已73岁高龄的罗安金师父介绍，当时汪洋区公所四处下通知：遍招抬工。到开动员大会那天，一共来了100多拨，800多人。粮站负责施工的负责人徐中英宣布：通过实践，选出最好的干。三天后，淘汰了30余拨，有的队伍抬第一块石头，在半路上就扔下石头回家去了。一个月后，只剩20余拨。到第三个月，只剩下汪洋的赖少周、禄加的伍上海、彰加的陈少光、回龙的周树华等四拨了。徐中英是汪洋人，怕人说他有地方本位主义思想，虽然赖少周领导的抬工队伍的成绩有目共睹，大家对擂主的归属也心知肚明，但他也不便宣布赖少周是擂主，只说，四拨人虽各有长短，但都是擂主。罗安金师父18岁跟大哥罗伯川学抬，参加汪洋粮站运石时20岁，他和以上四拨人坚持始终，整整三年，成为当时工地上有名的“小抬匠”。赖少周带领的队伍，从此成为禾、禄、汪、彰、回的抬工“霸主”。

新旧社会两重天

在汪洋的抬工队员中，象赖家一样的还不少。抬工队员李和明的父亲四弟兄都是抬匠，他和弟弟李建华都是父亲教的。队员杨克成家三代是抬匠。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汝岱同志之岳父温世荣和赖家修父亲是师兄弟，是当地出名的大抬匠。汪洋镇15支抬工队的180余队员中，多数都是家族、亲戚传承关系。

过去的抬工都十分凄苦。首先，被人看不起，俗称“抬棒”。干的是最繁重，最危险的野外活，而得到的报酬是最低的，往往抬一天的工钱是一斤大米，“大方”的老板再加一捧红苕，其次是生命安全、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和尊重，万一发生安全事故，如发生伤残等意外，不但得不到分文医药费和补偿外，还耻笑你“根本没学会“。更有甚者，假如到有钱人家抬丧(死人)，万一棺材触了地或下了水，这可不得了，认为是有意出他家的丑，倒他家的门子。不但吃不成饭，得不到工钱，还要挨骂挨打，甚至连工具都要被砸烂放火烧掉。

解放后，抬工们的政治地位有了质的变化，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赖少周亲自率领和教会的徒弟们活跃在汪洋的各行各业。从解放初期汪洋粮站的上万方石头，汪洋32座水库建设工地、上百家厂矿工厂、机关，处处都有他们立下的功绩，人们尊敬他们，称他是“抬匠师”。在这方面，杨汝岱同志做出了榜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当赖少周师父组织64人将大型变压器抬到越溪河打马滩提灌站时，时任县委书记的杨汝岱同志亲自为抬工们递烟，吃饭时为他们敬酒，称他们是“国家建设的功臣”。八十年代初，汪洋派出石工、抬工营，和全县兄弟区一起，大战黑龙滩水库，历时三载，立下汗马功劳。

汪洋抬工队以号子多，唱得响亮而闻名。他们的号子多为七字句。前四字由前盘唱，后三字由后盘唱。现在能唱号子二百余首，连唱两天不会重复。号子的一半是从周叫化他那里继承，一半是后来创作积累。现任队长赖家修和其弟赖家成都是创作号子的高手。二00五年底，中央刚公布对农村的农税、对公负担全免时，兄弟俩欣喜不已，连夜创作出“三农政策好”的号子，其中有“城乡差别在缩小，贫穷面貌得除消，对公负担已取掉，皇粮国税全免交。三农问题想周到，补贴农民鼓腰包，困难家庭享低保，共创小康翻大梢，千歌万曲唱不尽，党政恩情比天高。”   

赖家族人，退休教师赖习武对抬工号子兴趣浓厚。2006年5月，为参加黑龙滩旅游节，赖习武创作了“黑龙好风光”的号子。2007年元月，为参加仁寿美食文化节，他创作了“《干巴牛肉好》”，为歌颂近年来党中央的三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创作了“农二哥的心里话”，其中“干巴牛肉历史长，清朝已把美名扬，乾隆皇帝听到讲，传旨要把味品尝，名师配方味道好，力争国内入百强”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汪洋抬工队的另一特点是工具不断创新，追求精美。他们过去的工具可以外形大、粗来概括。现在，他们选上好树材，精心制作。如大棒(天平架)，力求做得细一些，两头用不锈钢包头，并油漆。他们使用的打杵，一律选用楠斑竹制作，天箍和马蹄铁都用不锈钢制作。 为了满足人们返朴归真的要求，他们制作的花轿，非常受欢迎。 

二00五年，汪洋抬工队正式申报注册，得到县文体局、民政局的批准。二00五年七月一日，他们以高难技巧向汪洋镇人民汇报表演，向党的“七一”建党节献礼。二00六年五月，组成两只十二人抬队伍参加黑龙滩黄金周旅游文化节表演。二00七年元月八日，组成三十二人抬，抬着“汪洋干巴牛肉”的大型广告牌，参加仁寿美食文化节开幕式，和老大哥于丞队一起向全县一百六十万人献艺，取得圆满成功。 

笔者对仁寿境内和周边县的大多数抬工队进行了观摩、调查、座谈。在追问抬工的师祖时，多数不知道具体的人，只知道是“从汪洋那边学来的”。从号子的内容看，有一半基本相同，如“六郎带兵”，几乎完全一样。从号子的唱法看也基本相同：五字句一口气唱完，七字句就是“前四后三”唱法。但也有不同，有的地方是先唱三句号子齐步走，有的地方是一唱号子就齐步走。从八人抬、十二人抬的工具制作看，几乎一样。阵容摆布，也大同小异。只是山区多用短杆，平坝多用长杆，这可能也叫因地制宜，长杆大气，短杆灵活。往事越百年，我大胆地推测：汪洋镇老山口或许就是抬工号子的发祥地?周叫化或许就是抬工号子始祖，著名行为艺术家、民间文学家、歌唱家? 

是他，填写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页，是他，在祖国璀灿的文学桂冠上镶嵌了一颗闪亮的珍珠! 

在没有取得更有力的证明资料之前，我对推测持肯定态度!  黄明清